漢娜．鄂蘭提出「平庸的邪惡」一說，來解釋納粹戰犯艾希曼的犯行，
即使沒有作惡的主觀意識，但因缺乏思想(thoughtless)，而毫無意識的成為劊子手。
艾希曼並無「主觀為惡的意識」（有意的屠殺猶太人或作邪惡之事），
他也以「我沒有邪惡的意圖」為自己辯解。
但漢娜鄂蘭說，不是「無意為惡」就無罪，像這種情況是「平庸的邪惡」。
「平庸的邪惡」核心在於盲目或盲從，
服從不正當命令時說「我不知道」，或「我是為了保住工作或晉升」兩者並無差別
「不知道不對」是盲目，
「明知不對還服從」是盲從。
「不知道」或「服從」都不能作為理由，
而是自己放棄了自己道德思考或行動的「平庸」，助長了「邪惡」。
一味的「奉命行事」者因而成為邪惡的幫兇。
可知「平庸的邪惡」的定義有二：
1.緘默是罪
2.成為邪惡的幫兇／助長邪惡勢力
若身為軍警公教，如何避免自己成為「平庸的邪惡」者？
若我是六四天安門的坦克車駕駛、或者香港反送中的鎮暴警察，我該如何做？
我的回答是：
如果抗命的結果是我能承受的，我就接受。
如果懲處是我承擔不起的，我就設法操縱執法空間，盡量陽奉陰違，高高舉起、輕輕落下。
如果情勢逼迫我必須當場殺人，否則我會被就地處決，或許我會狠下心執行一次，但我也會立刻瞭解這工作我做不來，在最短時間內想辦法辭職（或逃或曠都行）。
如果時機或情勢允許，我會加入倒戈行列。
假設對抗邪惡的體制不惜犧牲生命是100分，一味奉命行事是60分。
即使做不到100分，但至少可以努力做到7、80分。
身為邪惡體制之下的執行者，知道有奉命行事之外不同的做法，
這個「有選擇」就是學習「平庸的邪惡」理論的意義與價值。
正如那個有名的「把槍口抬高一釐米」的故事(詳情請點這裡)–在柏林圍牆倒塌前，一位東德士兵開槍射殺一個試圖翻越圍牆到西德的青年。日後兩德統一，這名士兵被判有罪，法官說：「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，但打不準是無罪的。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，此時此刻，你有把槍口拾高一釐米的主權，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。」雖然這個故事與史實有所出入，但「把槍口抬高一釐米」的執法空間，確實是可以操之在己的。
某個出身警察的政治人物，早年擔任組長帶隊逮捕一位黨外異議人士，該名黨外人士拒捕自焚身亡。後來那位警察從政競選時，面對外界對此事的質疑，他回答：「當時我擔任最基層的刑事組長，奉各級長官命令辦事，接到高檢署簽發的限期拘票，若抗命就是瀆職，警察能抗命嗎？」、「若是時空背景再來一次，檢方再發一次拘票，我還是要去執行。」、「我做這件事情完全問心無愧、坦蕩蕩！」
我覺得他應當要道歉：「我很抱歉，當年我對民主自由的認知不夠，那位用生命來捍衛言論自由的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，我的做法不夠周全，造成了不幸的遺憾，這結果絕對不是我所願意見到的，若是時空背景再來一次，我會盡一切我所能做的努力來避免悲劇發生。」這是我替他擬的說詞，這樣說，總比說些什麼「我會再抓一次」之類的混帳話來得好，而且從他的回答，顯示他根本不覺得自己有錯、更不用說知道錯在哪裡，思維模式仍舊停留在威權時代。
即使他當年確實處於「不得不然」的位置，加上事發時解嚴未久，大多數人都「對民主自由的認知不夠」，軍警單位尤然，反倒那位自焚義士才是走在時代前端的先行者，因此我有一定程度能夠體諒他當年不懂得進步價值的侷限，不會太過苛責他的行為。問題是事隔多年之後，仍然沒有建立起「更高層次」的道德和正義觀念，毫無後悔愧怍的表示，甚至揚言「再抓一次」，依舊服膺「絕對服從」的威權體制，並把無限上綱的公權力等同自己「有魄力」，用來標榜自我形象，這就不值得原諒了。特別他還走上政治一途，執政者「政治不正確」更有可能帶來嚴重的災難，開時代倒車，把國家和人民都帶往回頭路，損害民主自由，還不覺得這樣做有什麼問題。
其實，我在內的許多人希望看到的只是道歉而已，可是連這麼簡單的表示都做不出來，不禁使人浩嘆轉型正義的長路漫漫。希望現代公民能從歷史、哲學中學到更高層次的道德正義，一味知曉「奉公守法」只是硜硜然小人哉，能獨立價值判斷的智慧、有挺身而出的道德勇氣。才稱得上真正的大智大勇。
